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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太太抬起手,按了一下身旁的铃。 过了一会,透明的门被人横向拉开,走进来一个白色衣服的女子。 她问杨砚,“你叫什么名字?家住哪里?有家人的联系方式吗?你不会说话?” 杨砚始终低着头,始终沉默着。 过了两日,他才知道,他因昏迷不醒被人送到了救助站,已经在医护病房里躺了七天,那个女子是护士,就是护士剪了他不好打理的头发。 清醒过来的杨砚不能住在医护病房里,他被送到了一间约莫能住二十人的屋子,屋里霉味很重,只有一扇朝北的窗户,上下铺,厚厚的军绿色被子,这里算上他,一共住了十二个人,除了一个十岁小孩外,全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,他们或防备拘谨,或愁容满面,或目光呆滞,或像疯子一样傻笑。 在这里,要穿一样的衣服,一日两餐,每天晚上九点熄灯睡觉,早上八点起床跑步 第一个和他说话的是十岁小孩,“哥哥,你这么高也赚不到钱吗?我要是长到你这么大,就去搬砖,我听赵叔说,他儿子在工地一个月能挣四千多块钱呢!我想赚钱给妈妈……这样我妈妈就不会走了……” 他说着说着,呜咽呜咽的哭了起来。 杨砚觉得,这个世界处处美好,他没必要哭。 男孩哭了半天,没人理会他,他又擦干眼泪笑了起来,“我以后要赚大钱,这样我就可以雇好多好多人找我妈!” 隔天,男孩被人带走了,说是要去福利院,一个比救助站安稳的地方,杨砚也打算离开。 他还要去找望舒。 穿着明亮制服的工作人员机械式的问他,“你有什么打算,要去哪?” “去……找家人。” 杨砚其实不知道该去哪找望舒,望舒没和他说过家住哪里。 或许是因为没有必要。 小孩说过,只要赚了钱,就能找到家人,杨砚想赚钱,他问救助站的人,“你知道,哪里有工地吗?”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十分乐意给救助站里四肢健全的年轻人介绍工作,并庆幸他们只是一时落魄,不是懒惰的流浪汉。 杨砚被介绍到了一处工地,包工头拍了拍他结实的肩膀,乐呵呵的留下了他,一个月三千块钱,还提供住宿和三餐。 他的工作只需要把红砖搬到推车上运到另一个地方,这样就能赚到钱,比起靠天吃饭的日子,搬砖轻松又简单,杨砚很满意。 就是住的地方差了点,比救助站脏乱百倍,同住的工友们总是狭小的钢板房里吞云吐雾,说些不好听的荤话,咒骂工作辛苦,更多的时候,他们会拿着手机,给家里人打电话,父母,妻子,儿女,糟糕的生活在他们嘴里变得美好起来。 可放下电话,他们还是会抱怨饭菜难吃。 工地的饭菜都是一大锅炒出来的,看着不美观,味道也不好,不过杨砚吃着很满意,有米饭,有白面馒头,每次吃饭就属他吃得多。 刘娟是工地的厨娘,比他大三岁,知道他举目无亲,拿他当弟弟一样照顾,盛饭的时候常常在杨砚的盒饭里多放几块肉,还在全国人口普及的时候帮他办了户口,生日随便填的,出生地是刘娟的老家。 杨砚拿到户口本的那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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