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 被用坏的工具 (第4/6页)

僧过多，苦求崔浩阻止灭佛行动。崔浩不但没有听从，反而极力劝告拓跋焘要加大打击佛教的力度。

    一时间，朝野间怨声载道，也引起了一个重要人物的强烈不满。

    太子拓跋晃。当时拓跋晃监国，他一向笃信佛法，再三上表，向拓跋焘劝谏，废佛的诏书才得以缓宣。远近的沙门趁机闻讯逃匿获免，佛像、经论亦多得密藏。但北中国历经石虎、苻坚、姚兴等胡族天王建立起来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。

    全面毁灭一种宗教，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极为敏感的事件，如果强力推行，往往是祸端的开始，这点，在崔浩身上最终得到了验证。

    2.明辨姓族遭忌

    崔浩虽然为鲜卑人服务，但毕竟出身于汉族世家，对汉族士族门阀制度，总是怀着别样的感情。

    431年，掌握北魏朝政的崔浩，搞了次本无意义的社会活动。活动主题为“明辨姓族”，即整理、分别和规定氏族的高下。

    在鲜卑国度里，搞这种东西是很危险的。因为，鲜卑的文明史太短。同为士族大姓的表弟卢玄觉察到了这种危险，劝阻崔浩不可轻为，但崔浩固执己见。

    某次，有个叫王慧龙的人（自称是王愉之孙）从江南投降过来到北方。崔浩之弟崔恬因羡慕王氏门第高贵，想把女儿嫁给王慧龙。但有人说王慧龙不像真正的王门子弟，崔恬就找民俗学大家、哥哥崔浩来辨别。

    崔浩一见到王慧龙，立即高兴的拍手：真正的王门子弟，地地道道的贵种。

    原来，太原大族王氏（非琅玡王氏，但也是高门），世代遗传齇

    鼻（酒糟鼻子），在江东有“齇王”之称。

    崔浩自己在家称王慧龙是贵种，无可厚非，但可能是当宠臣时间久了，对民族隔阂的警惕性放松，崔浩还在朝中的鲜卑诸大臣面前称赞王慧龙，炫耀自家招了个贵种女婿。

    鲜卑人本来就对崔浩的受宠不满，纷纷向拓跋焘告状，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，崔浩叹服他，有“讪鄙国化”之意。

    拓跋焘觉得崔浩也有些过分了，把其传来一顿训斥。崔浩急忙叩头请罪自责，拓跋焘方才作罢，但对崔浩猜忌的种子已种下。

    3.侍宠抗储遭恨

    太子拓跋晃监国时，崔浩总理朝政，因受北魏三朝皇帝宠信，崔浩有点飘了，对太子晃总是以长辈的心态对待。

    崔浩一次曾推荐冀、定、相、幽、并五州人士数十人，皆起家为郡守。拓跋晃不同意：先征之人，亦州郡之选也；在职已久，勤劳未答，宜先补郡县，以新征者代为郎吏。且守令治民，宜得更事者。”

    但崔浩仍固执己见，最终把他推荐的人派出去任职。忘记了自己打工仔的身份，与皇储较劲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
    4.国书事件遭灭族

    439年12月，拓跋焘准备修订《国书》，编纂委员会成员有：主编崔浩，副主编、中书侍郎、渤海人高允，编辑、散骑侍郎、太原人张伟，清一色的汉族知识分子。

    既然是修史，自然要根据实录写，拓跋焘是这样要求的，崔浩他们也是这样做的。他们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，编写出了一本魏国的国史。

    《国书》修毕后，有人建议把《国书》和崔浩所注的《五经》刊刻在石头上，建个碑林，供路人观看，该建议被崔浩采纳，太子拓跋晃也表示赞赏。

    监国的太子都同意了，崔浩也就放心的准备碑林去了。拓跋晃出于什么目的表示赞赏，史书无记载，但这种赞赏背后，一定隐含着冰冷刺骨的杀机。

    拓跋鲜卑族，起源于游牧民族，历史自然谈不上文化灿烂，早期有些历史，甚至丑陋野蛮。《国书》作为史记类著作，自然要求秉笔直书，尽述鲜卑拓跋氏的历史，详备而无所避讳。

    拓跋焘要编国史的目的，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。现在崔浩在天坛东三里处，营造了一个《国书》和《五经注》的碑林，工程颇为浩大。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，往来行人皆能看到。

    不是谁都有呼伦贝尔大草原般博大胸襟的。本来就对汉人官员充盈北魏中枢不满的鲜卑贵族们，看到自己祖辈的一些不太光彩的个人信息被披露，皆群情激奋，到拓跋焘面前告状，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。

    这也就直接要了崔浩的命。

    正史都认为，拓跋焘之所以诛杀自己的第一辅臣崔浩，是因为崔浩灭佛招怨、明辨姓族遭忌、侍宠抗储遭恨，最终因国书事件惹得拓跋焘忍无可忍，不得不杀他来平息鲜卑贵族集团的怒气，来维护皇权的稳固。

    诚然，这种说法很有说服力，并经过了翔实的考证。然而，我想，有个最主要的导致崔浩被杀的因素，被史学界所忽略了。

    这个最主要的因素，就是这些告状的鲜卑贵族，无意中选择了一个最佳的告状时机。

    不在喜悦时许诺，不在忧伤时回答，不在愤怒时做决定，此警句虽然启示意义不言而喻，但人皆凡胎，很少有人做决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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